编译所 | 布罗代尔: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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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不等于市场经济·
直到今天,如同18世纪一样,经济大厦还有宽广的底层,据经济学家说,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里,这个底层约占全部经济活动的30%—40%。这个数字是最近估算得出的,比例之大令人吃惊。……简单说来,资本主义有一种活生生的辩证关系:它同位于它下方的非资本主义因素相矛盾。
真正的结论:面对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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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只有你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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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形形色色的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区别。这种区别归根结蒂首先在政治方面表现其充分的意义。
19世纪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无疑以竞争为特征,即使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叙述里,这种竞争也被认为是正常的和健康的。能说这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或胡思乱想的结果吗?在18世纪,同“游手好闲”、坐享其成的贵族相比,商人的特权似乎是他们正当劳动的报酬;到了 19世纪,在印度公司这类国家垄断大公司普遍出现后,简单的商业自由似乎已变成名副其实的竞争。在另一方面,工业生产(仅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门)往往由那些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受竞争制约的小企业承担。由此出现了为公众谋利的企业家的传统形象,这个形象在整个19世纪十分流行,自由贸易和听之任之的种种好处也同时得到宣扬。
奇怪的是,这类形象目前还在政治和报刊语汇中以及在经济学的普及读物中出现,而在专家们的学术讨论中,则于1929年以前,已对这类形象提出了疑问。至于凯恩斯,他曾谈到不完美的竞争;当今的经济学家看得更远,他们认为有市场价格和垄断价格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垄断的部门和“竞争的部门”这两个层次。J. 奥康纳和加尔勃雷斯全都采用这双重的形象。那么,把今天某些人所说的“竞争部门”统称为市场经济,又有什么过分?顶上是垄断的领域,下面是留作中小企业进行竞争的场所。
这种区分在我们的讨论中还并不十分常见,但习惯会逐渐养成,用资本主义一词专指最高的层次。资本主义逐渐登上塔尖的一级。例如在法国,公众的怨恨矛头针对谁?针对着托拉斯,还有跨国公司;企望虽然很高,但目标瞄得很准。我常去买报的那家小店不属于资本主义,而只属于它所属的那个联营组织,联营组织才是资本主义。手工作坊和独立的小企业,即法国的所谓“四十九”(由于工会和税收方面的原因,这些企业雇工的数字不愿达到五十,故得名),也不属于资本主义。这些小企业,小单位,为数甚多。遇有大规模的冲突发生,人们就能看到这类小企业大量存在; 这些冲突正好说明它们的性质,正好说明我们关心的那个问题。
纽约曾是世界第一工业城市,在 70年代危机开始前的20年期间,那里有许多小企业陆续垮台,这些企业往往不过一十来人,是纽约工商业的主体,兼营工业和商业,如成衣、印刷、各种食品制造,以及大批小建筑公司……它们合在一起,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冲突,真是一个“竞争”的世界。早先,消费者所希望得到的一切都能在市内就地制造和就地储存。这几千家小企业被排斥的结果是把纽约的一切全都打乱了。大企业在消灭了这个“竞争”的世界后,便在市外另设大型生产单位来代替。原由一家老企业为纽约各学校烤制的面包,今天要从新泽西州运来。
以上的例子说明,在世界最“先进”国家的中心,竞争的经济可能起什么作用;它虽然显得过时,人数很少,管理带有个人特色,但它的消失却使纽约出现一块不可替代的真空。当然,也还有一些竞争的世界至今依然存在。佛罗伦萨附近的纺织中心普拉托是据我所知的最好例子,是培育小企业的真正温床,由于使用的劳动力能适应各种工作和各种必要的变化,这些小企业通过与“包买商制度”类似的某种老办法,能随时顺应经济和时尚的潮流。意大利的大纺织公司目前陷于衰退之中,而普拉托却还能保证充分就业。
我这里不想举出更多的例子,但想指出,在资本主义之下还有一个相当厚的低级经济层次,不管叫它什么都行;它确实存在着,由一些独立的单位所组成。所以不忙断言,资本主义作为社会成分的集合体,囊括我们整个社会。普拉托的小企业以及今天业已破产的纽约某印刷厂不应该列入真正资本主义的范畴。这从社会方面或从经济管理方面来讲都是不对的。
最后,必须补充说,竞争的领域并不把上层资本主义所放弃或抛开的东西统统接受下来。直到今天,如同18世纪一样,经济大厦还有宽广的底层,据经济学家说,在当今世界的工业化国家里,这个底层约占全部经济活动的30%—40%。这个数字是最近估算得出的,比例之大令人吃惊;它是脱离市场和不受国家监督的各项活动的总和,包括走私,物资和服务的交换,“黑工”,家务劳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属于“纯经济活动”的家务劳动至今依然存在。我通过历史曾确认其重要性的经济层次“三分法”也是适用于现时的一个模式,是破译现时密码的一种格式。如果统计数字忽略了社会的这个底层,据此作出的分析便是不全面的。
因此,关于资本主义“体系"自上而下地贯穿于整个社会的许多观点都不能不加以修改。简单说来,资本主义有一种活生生的辩证关系:它同位于它下方的非资本主义因素相矛盾。人们常说大公司容忍小企业的存在,不然只消一口就足以把小企业吞下。请看它们是多么宽容!斯汤达曾同样想到,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大城市因出于善心,给中小城市留下一线出路。我曾说过(我大概说得不错),没有小城市为大城市服务,大城市也就不能生存。至于大公司,加尔勃雷斯认为,它们不会去妨碍小企业的存在,因为小企业的规模小,生产成本较高,由此确定的市场价格能使大公司多得一份利润。照他这么说,似乎大公司单独就不能随意确定价格和扩大它们的利润。其实,大企业之所以需要有比自己小的单位存在,首先是为了推卸为任何社会的生存所必需,但为资本主义不屑一顾的成千种低级活计。另一方面,如同18世纪的制造厂不断求助于分散在自己四周的手工作坊一样,大公司也把某些活计交给提供成品或半成品的加工商去完成。萨瓦地区设备简陋的金属切削工厂今天为遥远的外地工厂加工。另外还有转卖商、中间人的活动场所。所有这些中间环节显然都直接附属于资本主义,但它们只构成小企业的一个特殊部门而已。
此外,假如资本主义与位于其下方的市场经济的冲突纯属经济性质(事实并非如此),二者的共存也就根本不成问题,这是不久前举行的一个经济学研讨会得出的结论。但政府的政策在这里插了一脚。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欧洲国家有意识地推行了一项旨在像在纽约那样铲除小企业的政策,后者被认为是旧经济的残余和经济落后的征象。国家创立了一些垄断机构,例如法兰西电力公司,人们今天指责它已成为国中之国和妨碍某些新能源的发展。在私营部门中,大企业过去和现在都得到国家信贷方面的优惠,而银行则奉命紧缩它们发放给小企业的信贷,这等于使小企业必定日子难过,迟早要被消灭。
再没有比这更加危险的政策了。这是以另一种形式重复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错误。列宁曾说过:“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凡在有小企业和交换自由的地方,资本主义便应运而生。”有人甚至认为列宁说过这样的话:“资本主义以村子的集市为开始”。由此得出的结论:为了摆脱资本主义,必须根除个体生产和交换自由。列宁的以上见解实际上是对市场的巨大创造力,对交换的低级形式,对手工业以及对我常说的“小事不求人”的一种推崇。市场的创造力对经济不仅是一种基本的富源,而且是当经济遇到危机、战争和严重故障而需要实行结构变革时的一条退路。作为经济大厦的底层,市场没有机构臃肿和运转不灵的毛病,而是始终能够随机应变;市场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源泉,各种应急的、革新的办法都首先从这里出现,虽然最好的发现后来总归落到资本家的手里。棉纺织业的首次革命不是由资本家发动的,而是由一些生气勃勃的小企业带了头。今天的情形难道就有很大的不同了吗?法国大资本家的一名代表不久前对我说:“发明家从来发不了财!”发明家虽然搞成了发明,却必须把发明的成果交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报告指出,近十五年以来,美国一半以上的新就业机会是由不到五十人的小企业创造的。
最后,我们若毫无保留地接受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区分,就能避免政治家必定向我们建议的极端立场。照他们看来,似乎不放手让垄断发展便不可能保存市场经济,不拼命实行“国有化”便不可能摆脱垄断。布拉格之春的纲领——上层实行社会主义,基层推广自由的、“自发的”经济——显然是旨在面对双重实在的双重解决方案。但社会主义在什么情况下能维护企业的自由和能动呢?既然提出的办法实质上只是用国家的垄断取代资本的垄断,并且在资本垄断的缺点之上再增加国家垄断的缺点,左翼的传统方案引不起选民的热情,也就不足为奇的了。如果认真去找,自会找到不少扩展市场领域,并且把为一个统治集团独占的经济利益转为市场服务的经济方案。但困难主要不在那里,而在社会方面。正如人们不能期待作为经济世界中心的国家在国际上放弃其特权一样,在一国之内,谁能指望掌握着资本和国家并获得国际支持的统治集团愿意接受竞争和放弃自己的统治地位?
1979年10月30日
本文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三卷)(商务印书馆出版)节选。标题为编者所加。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8月24日—1985年11月27日),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代表作品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三卷本)
作 者:[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 者:顾良、施康强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巨著,书写了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史,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历时二十余年结撰而成。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以长达四百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了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磅”,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二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研究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作为集大成之作,本书不仅展示出布罗代尔博学广闻和驾驭浩瀚史料的非凡才能,也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的重视与研究,而它在架构、概念、理论与论证方面所引发的争辩也使其更具长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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